中美两国可以互为利益相关者，在全球经济中展开合作。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，这一切正开始成为现实。两国已经启动战略经济对话，中国已与美国、印度、日本和韩国合作组建了一个高层能源组织。很多问题有待于探讨。
迄今为止，媒体主要关注的一直是人民币升值问题。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，将确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感觉。不过，中美议程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扩大。一些举措可以为中国向灵活汇率机制过渡做准备。其它举措则可以为两大重要经济体的发展和共享全球繁荣奠定基础。
中国正把精力放在应对内部的巨大挑战上，这一点可以理解。然而，中国领导人承认，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市场。反之，美国需要向本国公众表明，中国经济增长将创造出机会，同时中国也将承担国际责任。
这一战略同时也应鼓励中国，支持公平竞争的国际体系，而公平竞争是增长的基础。以中国的核心问题——构建“和谐社会”——为例，中国领导人正努力实现沿海与内陆之间、城市和农村之间、贫富之间以及环境和增长之间更均衡的增长。中国正在努力扩大消费，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高储蓄率，储蓄率高企加剧了存在争议的经常账户盈余。
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，帮助中国完成这些改革。美国企业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内陆地区，将这些内陆省份与全球采购网络联为一体。随着中国农民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，美国农产品有助于降低中国的食品成本。美国零售商可以帮助中国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，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，就像它们为本国家庭所做的那样。
其次，中国储蓄率之所以处于高位，是因为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瓦解。由于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，且人均寿命不断增长，中国将面临“未富先老”的局面。如果有美国私营部门参与创建新的医疗体系和改革养老金制度，中国将从中获益。
第三，中国的高投资率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：由于资本配置效率低下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滑。中国正开始通过加强保险和股票市场、发展债券市场以及鼓励资产管理和处置服务，为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补充。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得到恰当的实施，将为美国和其它外国企业创造商机，并为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和放开人民币汇率创造先决条件。这将使中国央行得以利用货币政策工具，缓和不可避免的汇率波动，而不是一味盯住汇率目标。
第四，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。两国都需要在油气之外扩大能源供应。两国都将受益于更为多样化的能源供应。两国都需要提高能效。两国都需要与国际合作者协调战略储备，以应对能源危机。两国都需要保护全球能源交通的咽喉要地。
第五，中国希望建立一种“知识经济”。这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防范盗版领域为两国创造了共同的利益。中国需要教育服务，其中包括创新信息科技(IT)。美国应鼓励中国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，而不是利用本地标准妨碍竞争。
第六，随着中国企业为开拓市场“走出国门”，中美两国在公开、平等和透明的投资政策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利益。双方有合作的机会。但中国企业有必要改善公司治理，并提高透明度。
最后，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经济、健康、环境和能源机制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(WHO)现任总干事是中国人，因此中国可以在抗击传染病、慢性病和流行病的行动中确立标准。作为美洲开发银行(Inter-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)的新成员，中国可以将其在大宗商品生产领域的利益，与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。作为苏丹的大规模投资者，中国可以敦促苏丹政府同意联合国(UN)在达尔富尔派驻维和人员。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受益国之一，中国应在完成世界贸易组织(WTO)多哈回合(Doha)谈判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。
中国明显不同于历史长河中崛起的多数大国。中国希望自身经济的崛起，能够补充、而非取代目前的格局。如果美国和中国承认双方在引领这种转变过程中的战略利益，它们可以建立一项议程，树立对双方及其国际伙伴的信任和支持。
本文作者罗伯特•佐立克(ROBERT ZOELLICK)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。现任高盛集团(Goldman Sachs Group)负责全球事务的副董事长。
